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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经济秩序问题，有这个性质，因为我们必须利用的，关于各种具体情况的知识，没有以集中的，或完整的形式存在，是以不全面，时常矛盾的形式被独立的个人掌握。
如果“赋予”指，赋予一个能有意识地，解决这些“数据”构成的问题的单一头脑，社会的经济问题，不是如何分配“赋予”的资源，是如何确保充分利用，每个社会成员知道的资源，相对重要性，只有这个人知道。它是一个如何利用，不是整体地赋予任何人的知识的问题。
上述问题的特点，没有为经济理论中的许多新方法——尤其是许多利用数学的新方法——所澄清，它被搞混了。我在本文中阐述，合理的经济体制问题，在阐述时，涉及它与某些方法论问题的联系。许多论点，是不同的推理途径，汇集得出的结论，这不是偶然的。
许多关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争论，源于对社会问题的本质的误解，这种误解源于，把处理自然现象时养成的思维习惯，错误地用于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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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关于分配现有资源的，相互关联的决策的综合称作“计划”。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计划，在许多人共处的社会中，这种计划不管由谁制订，都在一定程度上依据，起初是计划者以外的人知道，又以某种方式，传递给计划者的那种知识。
人们赖以制订计划的知识，传递给他们的途径，对解释经济过程的理论来说，是重要的问题，利用起先分散在全体人民中的，知识的最好途径，是经济政策——或设计一个高效的经济体制——的主要问题之一。
这个问题的答案，和提出的另一个问题——谁来制订计划——的答案密切相关，是关于“经济计划”的争论围绕的中心。存有争议的，不是要不要计划，是应该怎样制订计划：是由一个权威机构，为整个经济体系集中地制订。还是由许多个人分散地制订。
在争论中使用的计划一词，毫无例外地指中央计划，即根据一个统一的计划，管理整个经济体系。竞争指由许多单独的个人，所制订的分散的计划。居于这两者之间的是，代表有组织的工业的计划，这种计划许多人谈及，一旦看到很少有人喜欢，是垄断。
这三种制度哪种效率高，取决于我们在哪种制度下，能够更为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知识，知识的充分利用，取决于我们怎样做，才更有可能取得成功；是将所有应被利用的，原来分散在许多不同的个人的知识，交由一个单一的中央权威机构来处理呢，还是把每个人需要的附加的知识，都灌输给他们，让他们的计划和别人的计划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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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种类的知识，地位不同。回答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同种类知识的相对重要性：是那些为特定个人所支配的知识重要呢。还是那些我们认为，被经适当挑选的专家所组成的权威机构，所掌握的知识重要。
如果人们广泛地认为后者更为重要，那是因为一种叫科学知识的知识，在公众的想像中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我们忘了这种知识不是绝无仅有。就科学知识而言，一群经适当挑选的专家，能掌握现在全部最好的知识。
这样做把困难转嫁到了挑选专家这一问题。我想指出的是，假定这个问题能容易地解决，它是这个范围更广的问题中的一小部分。
谁要是认为科学知识不是全部知识的概括，简直就是异端邪说。存在许多非常重要但未组织起来的知识，即有关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它们在一般意义上，不能称为科学的知识，在这方面，每个人实际上都对其他人来说具有优势，因为每个人都掌握可以利用的独一无二的信息，而基于这种信息的决策，由每个个人作出，或由他积极参与作出，这种信息才能被利用。
我们无论从事任何职业，在完成了理论上的培训后，必须学那么多的东西，学习各种特别工作，占了我们工作生涯的多么大的一部份，在各行各业中，对人们的了解，对当地环境的了解、对特殊情况的了解是多么宝贵的财富。知道并使用末充分利用的机器，或懂得能被更好地利用的某人的技能，或了解供应中断时能提取的储备，对社会来讲，和了解更好的可选择的技术同样有用。
一个靠不定期货艇的，空程或半空程运货谋生的人，或者其全部知识几乎就在于知道，一种即时机会的地产掮客，或从不同地方商品价格的差价，获利的套利人，他们是以不为他人知道的，对一瞬即逝的情况的专门了解，在社会中起重大作用的。
这种知识一般遭到蔑视，掌握这种知识的人，如果胜过掌握更好的理论或技术知识的人，他会被认为是行为不端。以更了解通讯或运输设施而获益，有时几乎被认为不诚实，在这方面利用最好的机会，和利用最新科学发现对社会同样重要。
这种偏见造成了人们重生产轻商业的态度。那些自视为摆脱唯物质论的经济学家，在导致获得这种实用知识的行为问题上，也犯同样的错误，这显然是因为在他们的事物体系中，所有这类知识都是“给定”的。
普遍的看法是，所有这类知识应该理所当然地，容易为每个人掌握，这种知识难以获得的事实，是指责现存经济秩序不合理的基础。这种观点忽视了，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这种知识容易地获得，这样一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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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的重要性是一种时尚，变化本身的重要性更被贬低了。在使生产计划必须作重大修改的，变化的重要性和频率方面，“计划者”所作的假设，和对手所作的假设相差无几。
详尽的生产计划，能提前一段时间制订，被彻底贯彻，不需要作重大的经济决策，支配一切经济活动的，全面计划的制订任务会轻松得多。
经济问题由变化所引起的，变化能引起经济问题。如果事情一成不变，完全按预期发展，不会产生新的需要决策的问题，不需要制订新计划。
认为变化或至少日常的调整，在现代已经变得不重要，等于认为经济问题已变得不重要。相信变化的重要性在日益缩小的人，认为经济考虑的重要性，已让位于已益增长的技术知识的重要性。
如果有了现代生产的精细结构，是否就真的像建立新工厂或引进新工序，那样只是间或才需要经济决策呢。果真一旦工厂建成，其余方面就依据工厂特点，而几乎全是机械的了，而不需作什么变动，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了吗。
人们相信，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这种看法，并非产生于经营者的实现经验。在任何竞争的行业中——单单这种行业就能作为标准——保持成本不上升的任务，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个任务要消耗掉很大精力。
一个不称职的管理者浪费掉，作为获利基础的成本差额，太容易了，从事经营管理的人们知道，即使技术设施相同，但生产成本各不相同。
经济学家对这点不了解。生产者和工程师们常常强烈地渴望，能不被货币成本的考虑扰乱进程，这雄辩地证明，这些因素已进入了他们的日常工作。
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容易忘记，组成经济体系的经常不断的小变化，原因是他们越来越耽于统计总数，这种统计总数比具体细节的运动，表现出更大的稳定性。
这种统计总数的相对稳定性，不像统计学家想做的那样，以“大数定律”即随机变化的相互补偿来解释。我们必须处理的因素，数量不是大得足以使这些偶然力量产生稳定性。
货物和服务的不间断流动得以维持，是由于持续不断的精心调节，由于每天要根据前一天所不知的情况，作出新的安排，由于一旦A不能交付就马上由B代替。
高度机械化的大工厂，能保持持续运转，因为它们能依靠外界环境，满足各种始料不及的需要：如盖屋项的瓦，文具及表格纸，各种工厂不能自备的，和根据工厂运营计划所需的，能够很快在市场上买到的设备。
上述那种知识，无法进入统计数字，无法以统计数字的形式，传递给任何中央权威机构。这种中央权威机构，必须利用的统计数字，严格地通过分析事物的细小差别，通过将不同地点、品质和其他特点等项目作为同一类资源综合，以可能对具体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方法得出。
根据统计资料制订的中央计划，由其本质决定，无法直接考虑，具体时间和地点的情况的，中央计划者必须找出一种方法。让“在现场者”来作基于具体情况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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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问题是，适应具体时间和地点情况的变化问题，最终的决策，要由那些熟悉具体情况，直接了解有关变化，可以弄到的应付这些变化的资源的人，来作出。
不能指望，通过让此人先把这些知识，传递给中央机构，然后中央机构，综合了全部知识，再发出命令，这样一种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以非集权化的方法来解决它，及时利用有关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具体情况的知识。
“在现场者”不能依据他有限又直接的，对周围环境的了解来作出决策。存在如何向他传递他需要的信息，让决策符合更大范围经济体系的整个变化模式，这样一个问题。
一个管理者需要多少知识才能成功地做出决策。哪些事件是他不能直接了解，而又与他的决策有关。他到底需要了解其中的多少呢。
世界上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都能对一个管理者应作的决策产生影响，他不需要了解这些事件本身，也不需要了解这些事件的全部影响。他不必要知道为什么在特定时间内某种尺寸的螺钉需要量更大；为什么纸袋子比帆布袋更易搞到；为什么熟练工人或某些机床暂时难以弄到，因为这些事与他全无关系。
对他有意义的是，弄到这些东西和弄到其它他也关心的东西相比的难易程度，或者他所生产或使用的替代品是否更为急需。这是一个与他有关的特定事物的相对重要性问题，他对改变这些事物的相对重要性的原因不会感兴趣，除非它对他周围的具体事物有影响。
前面所称的“经济运算”（即纯粹的选择逻辑），能通过类推来帮助我们认识，价格体系如何能够解决（事实上正在解决）这个问题。掌握了某一大规模的自给自足经济体系的，全部数据的单个管理者，不能彻底弄清楚，每次在资源的分配，必须作某些小的调整时，可能会受影响的，目的与方法间的全部关系。
纯粹的选择逻辑的贡献，在于它表明，单个的头脑，通过作出并不断使用等值比率（或“值”或“边际替换率”）的方法，解决这种问题。
他给每种稀有资源标上数字指标，这种指标不可能，从这种特定的物品所拥有的任何特征中得出，在任何小变化中，这个管理者必须考虑，这些集中了所有有关信息的数量指标，通过逐个调整数量，他能恰当地重新作出安排，不必从头解决整个问题，不必同时检查其所有的分支部分。
在一个关于相关事实的知识，掌握在分散的许多人手中的体系中，价格能协调不同个人的单独行为，就象主观价值观念，帮助个人协调其计划的各部分那样。我们看一个简单常见的例子，弄清价格体系的作用。
假设某地有一种利用某种原料——例如锡——的新途径，或者有处锡的供应源已枯竭，其中哪种原因造成锡的紧缺，于我们关系不大——这一点非常重要。锡的用户需要知道的只是，他们以前一直使用的锡中的一部分，现在在另外一个地方利用起来更能盈利，因此他们必须节约用锡。
对于其中大部分用户来说，甚至不必知道这个更需要锡的地方或用途。只要其中有些人直接了解到这种新需求，并把资源用到这种新需要上，只要了解到由此产生的新缺口的人，寻求其他来源来填补这个缺口，则其影响就会迅速扩及整个经济体系；这影响到所有锡的使用，影响到锡的替代品的使用，替代品的替代品的使用，影响所有锡制品的供应，其替代品，替代品的替代品的供应等等，那些有助于提供替代品的绝大部分人，不知道这些变化的最初原因。
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市场，并非因为任一市场成员，都对市场整体全部了解，他们每个有限的视野，合在一起足以覆盖整个市场。所以，通过许多中介，有关的信息就能传递到全体成员。
一个掌握所有信息的单一管理者，可以通过下面这个事实得出解决办法，任何商品都只有一个价格，各地的价格是相互关联的，其差别取决于运输费用等等。但是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掌握全部信息，因为它们全分散在所有有关的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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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价格的真正作用，把价格体系看作一种交流信息的机制。价格越僵硬，这种作用就发挥得越不理想。（在牌价相当僵硬时，价格变化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合同的其它条款起作用。）
价格体系的特点是，其运转所需的知识很经济，参与这个体系的个人掌握很少信息便能采取正确的行动。
最关键的信息以最简短的形式，通过某种符号来传递的，传递给有关的人。把价格体系描绘成，一种记录变化的工具或一种通讯系统，不仅是一种隐喻，这种通讯系统能使单个生产者，象工程师观察一些仪表的指针那样，观察一些指标的运动，可调整活动适应变化，反映在价格运动上的变化能为他们所了解。
这种调整在经济学家的均衡分析中，从来不是“完全”的。以几乎每个人的知识都几乎是完全的假设，来处理问题的推理习惯，使我们看不清价格机制的作用，使我们以错误的标准来判断其效力。
在一种原料短缺的情况下，没有命令发出，没有多少人知道其原由，使许许多多的人——他们的身份花几个月时间也无法调查清梵——更节约地利用这种原料或其产品。
他们的方向正确。不是每个人都能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相处得如此融洽，他们的利润率总是保持相等或同样的“正常”水平，这是一个奇迹。
我使用“奇迹”一词，消除读者把价格机制看作理所当然的自得心理。如果这种机制是人类精心设计的结果，如果人们在价格变化的引导下，懂得他们的决策的意义，超出其直接目的的范围，这种机制早已会被誉为，人类智慧的一个最伟大的功绩了。
它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受其引导的人们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如此行事。
问题恰恰是，如何把我们利用资源的范围，扩展到任何单一头脑所控制的范围以外，这是一个如何摆脱有意识的控制，如何促使个人不用别人吩咐，就能令人满意地行事的问题。
我们遇到的问题不是经济学所特有的，它与几乎所有的社会现象，与语言以及大多数文化遗产都有关系，它构成了社会科学的中心理论问题。正象艾尔弗雷德·怀特黑德在另一场合所说的，“所有的习字帖和大人物演说时反复引用的说法——我们应该养成思考我们在做什么的习惯，是一个大错特错的陈词滥调。文明是通过增加那些我们不加考虑，就能实施的行为的数目而进步的。”
这在社会领域很重要，我们不断地利用我们不理解的公式、符号和规则，通过这种利用，使我们得到那些我们个人没有掌握的知识的帮助。
我们通过建立起，在各自领域证明为成功的习惯和惯例，让他成为我们已建起的文明的基石的方法，发展起实践和制度。
价格体系是一种人类偶然发现的，没理解而学会利用的体系（人类远非已经学会充分地利用它）。通过价格体系的作用，不但劳动分工成为可能，而且也有可能，在平均分配知识的基础上，协调地利用资源。
喜欢嘲弄这主张的人，通常歪曲他的论点，暗示这种论点断言，这个最适于现代文明的体系是通过某个奇迹自发形成的。
人类能够发展起劳动分工这一现代文明的基础，是因为人类碰巧发现了一种使其成为可能的方法。如果人类没有发现这种方法，他们可能仍会发展起另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文明，象“白蚁国”，或其它完全无法想象的类型。
没有人成功地设计出一种替代体系，在这种替代体系中，现存价格体系的特点继续保留；最激烈地攻击这个体系的人，对这些特点也甚为钟爱，欣赏它达到能使个人选择其职业，并因而能自由地利用其知识和技能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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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中，价格体系是否必不可少的争论，不再是在两个不同政治观点的阵营间的争论，这从许多方面说都是一件大好事。二十五年前，当冯·米塞斯首先提出没有价格体系，我们就无法维持一个，建立在象我们这样广泛的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社会这一论点时，遭到嘲弄。
有些人不愿接受这种论点，其主要原因不再是政治上的了。这创造了一种更有助于合理讨论的气氛。
当看到托洛斯基的论述“没有市场关系，经济核算就是不可想象的”时；当奥斯卡·兰格教授允诺，在未来的中央计划局大理石厅，为冯·米塞斯教授建一尊雕像时，当阿巴·勒纳教授重新发现亚当·斯密，强调价格体系的主要作用，包括促使个人在寻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做符合普遍利益的事时，分歧就不归于政治偏见了。现在的不同意见，看来主要是由于纯粹理智上的，尤其是方法论上的分歧。
约瑟夫·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叙述了一个方法论上的分歧。在他看来，经济现象是已知商品量的客观相互直接影响，不受人类意志的干涉。
根据这个背景，我能解释下列令我惊奇的论点。熊彼特教授认为，在缺少生产要素的市场时，可根据理论家的这一基本主张，即“消费者估价（‘需要’）消费物这个事实本身、也是对生产这些消费物的生产方式的估价”，来进行合理计算。
这个说法不对，消费者所做的不是那回事。熊彼特所说的“这个事实本身”是指，对生产要素的估价，隐含在对消费物的估价中，前者是后者的必然结果，这不正确。
隐含是一种逻辑关系，它在所有建议同时为同一人所知时，被富有意义地确定。
生产要素的价值不单取决于消费物的估价，取决于各种生产要素的供应情况。所有这些事实同时为一个人所了解，必然地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答案。这些事实不会同时为一个人所了解，实际问题产生了，解决这个实际问题必须利用分散在许多人中间知识。
即使我们能证明，所有的事实如果为一个人所了解（我们假设所有的事实都为观察力敏锐的经济学家所了解），会由他独自决定解决方法，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如何通过掌握部分知识的个人的相互作用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以为所有的知识都应由一个人所获得——同样假设这些知识都归我们这样的经济学家，那就是以为不存在问题，无视现实世界中重要而意义重大的一切事物。
像熊彼特这样一个经济学家的立场，会跌入由“数据”一词的含糊意义给冒失鬼造成的陷阱，很难解释成一个简单的失误。这样一种方法有根本性的错误，这种方法习惯性地忽视，我们所必须应付的，一个重要现象类的知识，不可能是完全的，需要一种不断交流和获得知识的途径。
任何以人们的知识与客观事实是一致的，这一假设为出发点的法，如许多有联立方程式的数理经济学的方法，都忘掉了我们所要解释的主要任务。在我们的体系中，均衡分析可起有益的作用，我们的一些主要思想家误以为它所叙述的情形与解决实际问题直接有关。
均衡分析与社会过程根本无关，而仅能作为研究主要问题前的有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