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附近”这个说法，首先是意识到，我们在对自己的生活的理解中往往缺了这么一环。我们常常从两个端点来理解自己的生活：一方面是个人或者是家庭，非常私密的单位；然后我们会突然跳到国家、民族、世界这些范畴，我们有时候确实会被一些很大的的事情所激愤。但是你日常生活当中和邻里、和你的同事是什么关系往往是非常模糊不清的。这些关系在生活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小学生。同班同学对小学生很重要，甚至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环节。他们有他们一个实在的附近。他们也是通过他们的玩伴，他们的附近来理解学校生活、家庭生活。现在我们所说的独生子女的问题之一正是孩子过多地从自己和父母的关系出发来理解自己和其他儿童的关系。孩子应该首先把其他孩子作为参照点，来理解自己和其他人，包括和父母的关系。到了中学，同学关系往往就成了竞争关系，说不好是不是附近了。
所以附近是从这么一个角度说的，它不仅仅是指邻里的构造。
附近这个概念是受了人类学家 Jane Guyer 的启发。Jane 认为从七十年代后，美国公众对时间的想象出现两极化。一方面是即刻的，问现在马上要解决什么问题，另一方面是长远时间，说从长期来看，什么问题都会解决。她认为这种时间意识的两极化在美国是受到两个影响，一个是以 Milton Friedman 为代表的货币主义的经济政策，另一个是福音派基督教。不管是货币学派还是福音派基督教，强调的是如果时间足够长，市场总是能出清，好人会得到回报。Jane Guyer 认为，缺失是中间的一个时间构造，比如五到十年。她强调，五、十年这样的时间段正是我们可以去想象如何改造社会、如何形成新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如何创造出新的制度安排的时间段。这个维度缺失了。 [1] 我觉得我们空间意义上的附近的消失和美国中短期时间的消失有一定的相似性。
在这个意义上，附近从来都是一个要去构造的过程，因为它联系到你怎么行动、怎么认知。它不是一个要被挽救的对象，也不是一个新和旧的问题。我们可能觉得农村当中是充满了附近的。其实不一定。看看儿童教育移民就知道。在边远农村，农村的小学被关闭，大家集中到镇上和县城的中心小学。中心小学又很快的出现所谓空心化，因为中心小学的孩子又想进一步到大城市中的学校去上学。农村学校的流逝，也意味着他们附近的失去。如果我们看一些民族志的研究，比如野鬼时代 [2] ，还有《我的凉山兄弟》 [3] ，我们看到在很多边远的地区，附近也是不存在的，大家都往外跑，一起建设周围的心气没有了。
同时，附近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不流动了，并不意味着和更大的空间隔断开来。比如温州永嘉县的桥头市场。在七十年代末，桥头人出去弹棉花，结果发现一些国有企业生产的纽扣卖不掉，农民就把这些纽扣拿回来，在桥头镇出售。后来桥头成了中国最大的纽扣市场。在很长时间里面，桥头镇自己并不生产纽扣。大量的供销员在全国各地跑去收购纽扣，把它运到桥头来。然后有第二批供销员，买了这些纽扣，又跑到全国各地去卖这些纽扣。这个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为什么当时弹棉花的人要把纽扣先运到桥头再去卖，为什么要从全国进纽扣运到桥头这个相当偏僻的地方再重新卖出去。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桥头是个附近，这里有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可以合作，在这里各种纽扣汇集到一起，人们进行重新的筛选，进行重新的搭配，形成了各种能够针对不同消费者所需要的组合，再拿出去卖。这个消费者当时主要指小型的百货商店还有农村供销社等。桥头是一个买全国、卖全国的纽扣中心，它能够做到那一点正是因为它有它的附近。所以新的附近当然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而且附近是必须要被创造，它不是给定的。它不是一个正在消失，所以要去抢救的对象。
[1] Jane Guyer. 2007, “Prophecy and the near future: Thoughts on macroeconomic, evangelical, and punctuated time”. AmericanEthnologist, 34 (3).
[2] Erik Mueggler, The Age of Wild Ghosts. Memory, Violence, and Place in Southwest China.
[3] 刘绍华，2015 年，《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
附近必然意味着多元。一个附近和另外一个附近，不是一个细胞和另外一个细胞的关系，不是复制关系。每一个地方都应该有自己的特色。世界上那些有味道的大城市都是由多样的附近叠加出来。你不可能从抽象意义上感受一个都市生活，你必须要在不同的街道上、附近去行走才能感受到这个都市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个城市有味道是因为附近显示出的多样的、又让你觉得很切近的特色。
现在城市规划中，对社区的建设也越来越重视。这当然是我们建设附近的一个物质基础。其实在中国城市里面，附近的物理形态是相当成熟的。比方说，我们有小区，在小区里面有网格化管理，这是非常成熟的附近体系。在市场运作中，现在大家越来越强调所谓最后一公里的配送。最后一公里被物流公司看作是一块能够赚取利润的黄金领域。像阿里巴巴的饿了么和口碑也提供所谓“本地生活”的程序，让在三公里之内的个体能够非常方便地享受到各种服务。物流和配送公司积极推进像商圈、站点这些类似附近的概念。
但是这种城市规划和制度设计和我们说的附近还不完全一样。我们说的附近是需要你的一种投入。附近的一个重要的意思是，你和他人的交往是全方位的。你的邻居和你的爱好、社会背景、生活阅历可能很不一样。同时，你和你邻居的碰面是不可预期的。经常可能会在奇怪的地点两个人突然碰上，而且是频次相当高的一个碰上。这就意味着，你和你邻居很熟悉，但是每一次你们的交流当中都可能有一些想象不到的东西，都会向你展示一种你原来不知道的生活经历。然后你们聊的东西也都会是牵扯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你们的互动是不可计划的，而且涉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附近的另外一个意思是说附近应该是一个行动场域，我们要通过附近做一些事情。武汉的百步亭因为在疫情初期搞了所谓万家宴被媒体诟病很多。说老实话，我觉得是不太公平的。像百步亭那样的社区确实是想以自己的附近为单位来做一些事情。它最大的问题可能是过早地被样板化了。它自己也不得不顶着很多光环的压力继续在做。但我们不应该说在一个坏的事情发生之后，把所有的要素都按照单线性的思维推，然后一定要找出非常连贯的、导致一个坏的结果的链条。像百步亭这样一个经验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去保护它。
我不觉得我们的 90 后是宽松世代。今天年轻人面临的压力其实是相当大的，不仅是物质上而且跟多的是心理上和情绪上的。三和青年引起很多关注，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们其实代表了一种抗议性的退出。在今天的中国，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而且竞争的目标变得越来越单一。所有的人都想在一线二线城市一个好的地段有三居室的房子，要有车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三和青年说我干不了，我不参与这个竞争。所以他是一种退出。那么第二个大家对三和青年的关注可能是反映了我们对这种退出的恐慌。大家觉得三和青年这样的一个人生选择不可理解，不可接受，好像在道德上有问题。他在道德上是什么问题呢？可能就是因为他退出了这种游戏，所以对这个游戏的天然正义感、天然合理性和合法性形成了某一种挑战。
三和青年给我们的启示是：第一，肯定是有人会从这样的竞争中退出，而且我们也应该鼓励一些人从这个竞争的游戏里退出。因为这样的全民竞争实在是不可持续的。第二，对这些退出的人，按道理，我们应该给他们保证基本的生活保障，使他退出游戏之后作为一个公民继续比较恰意地生活。他们退出了这个竞争，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退出这个社会。我们知道日结工是工作强度非常大、工作条件相对差，而同时对城市生活、对中小型企业的经济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做的贡献并不比其他人少。所以他们应该得到他们自己的承认。第三，三和青年的启示是，我们应该提倡更加宽容的、对多样生活方式能够理解的一种态度。这里我想起陈嘉映老师的一句话：“应该让无能的人安乐，有能的施展雄才。实情却往往是无能的不幸，有能的去谋取安乐。” [4] 三和青年被污名，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那些有能力的去安乐的人不太允许所谓无能的人不模仿他们自己的轨迹，要自己去寻找自己的方式。换句话说，谋取到安乐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是期望，无能的人不仅在物质上不幸，而且在心理上去承担相压力，去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三和青年做的无非就是我不要那些物质上的满足，但是我也不想承认自己是这个游戏的失败者。但是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在社会里面，这也是不被允许的。你就这样的悄然走开，很多人看不惯。
我觉得没有人能够给青年人提供意义。意义必须在实践当中生长出来，意义必须在自己和他人的相处当中才浮现出来。三和青年的生活不是没有意义，只是他们可能在现在情况下无法把自己感受到的意义表达出来。主流社会不认为他们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对主流社会来说，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没有意义的，往往会有一个单维度的定义。所以关键不是有人给青年意义，而是大家要重新去反思，把这个意义阐释出来。
当代青年的空虚和荒芜感可能正是来自于他们的选择和现在主流话语所能提供的阐释意义的工具之间存在着距离。大家不知道该怎么用大家愿意接受的话语来反映自己的所思所感。同时又不愿意完全顺应着主流话语规定的路线来生活。不是说青年的生活、青年人本身空虚了，这个空虚其实是一个间隔、是一种断裂，也就是相对单一的主流话语和多样的不断变化的个体实践之间的断裂。
[4] 陈嘉映，2015 ，《五味盐》，载《从感觉出发》，214 页。
速成家庭提出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还要成家？如果一切都是根据社交软件认识，通过各种配送系统成家，大家又继续在自己的网络空间里存在，为什么成家又会成为这么一个重要的任务。我们对建立这种对亲密关系的长期劳动投入变得越来越稀薄，但另外一方面，家庭的形式又变得越来越重要。其实在你不需要家庭这个形式，从个人本性和生活安排来讲并不需要这个家庭的话，但是在形式上组成一种异性家庭组合，成了一个任务。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它是附近消失的另外一面。我们把家庭意识形态变得越来越本质化。所谓本质化就认为家庭这个形式本身是神圣的，是必须完成的。而家庭内部的那些丰富的关系到在其次。
通过社交网络形成的虚拟组织是不是可以成为附近的一种替代呢？虚拟的组织化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它有极强的选择性和被选择性。你总是去选择特定的人形成一个微信圈，在这个微信圈里面，你用特定的方式发表特定的观点。同时，你也是被别人这样的被选择。而附近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的非选择性，我们的互动具有全面性。全面性的重要意思就是让我们不断地去拓展自己的视野，不断地被挑战。所以在附近你是经常碰到你觉得很熟悉的人，但是因为话题的多样，背景的多样，你总是有惊讶。所以，每一天在这样一个高度放松的条件下的交流是附近的重要价值。
我当年在做北京“浙江村”的调查的时候，很多来自温州农村的老乡，特别兴奋地告诉我，说来北京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酱油肉晒得特别好。酱油肉是指把瘦猪肉泡在酱油里面一夜，然后晾到有风干的地方。太阳不能太强，太热了不行，更不能在阴湿的地方。它主要是靠干风把它慢慢吹干的。这个酱油肉给我印象特别深，是因为来自温州水乡的人都觉得北京的气候非常难以适应，很多人早上流鼻血，晚上睡觉的时候要在屋里面放水盆，尤其是当时在浙江村人们都是靠烧煤取暖。但是，因为北京的冬天特别干，所以它的酱油肉晒得特别好，他们特别兴奋。这是说明，当人们进入到一个新的自然环境，这个自然环境不适应、不愉快、不舒服，但是它会刺激出人们新的一种欣赏，一种新的兴奋。酱油肉是温州家庭过年时间必吃的一种食品。在这样一个自然环境相对恶劣冬天的北京，人们却觉得这是一个让他们享受过年的格外的好的条件。这样苦乐交加，有味道，叫人兴奋。
相反地，我们在诗里读到“春风吹得游人醉”。如果环境太舒适，往往会让我们忘乎所以，失去对这个世界敏感的感知。我现在在德国，德国人对冷风有一种近乎迷信的崇拜。冬天的早上，大家觉得要出去面对冰冷的新鲜空气，他们觉得对身体是特别好的。所以，当我们的建筑越来越依赖于完全人为控制的手段，达到舒适程度最大化的时候，一方面这当然是人的一个主体性的扩张，但另外一方面，它也是让我们逐渐失去了很多身体本来需要的刺激。
所以，你的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人究竟是什么。人肯定不仅仅是我们的肉身，我们一开始就是和各种工具结合在一起的。现在，我们更是越来越依赖各种工具来生活，比方说手机，比方说各种 app 、空调、取暖，到现在的建筑设计就是越来越要人造出一个环境，然后我们跟这些环境分不开。所以手机和app变成了我们的一部分。Bruno Latour 有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认为黑猩猩其实比人有社会性。因为黑猩猩的工具非常有限，所以它就不断地要和其他黑猩猩的合作、协商来解决各种问题。而我们人是依赖于各种工具、各种人造的环境来生存。所以我们要想一下，像这样的 app 和这样高度舒适的环境是我们主体性的一个扩张，还是我们主体性的一个牢笼。
附近确实是一个体感性很强的存在，也就是说我们不能通过抽象的原则设计它。如果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从来没有在一种所谓附近的环境里面生活过，那他是很难想象这个附近的滋味是什么。在今天，我们很多人在一个“去附近”、“无附近”的环境中成长出来，可以怎么办呢？
重建附近，也许在今天就要从大处开始，因为这个是我们的长项。从大处开始想世界是怎么构成的。然后去观察，我所在的这个地方、我所在的这个单位、我所在的这个群体、这个家庭，到最后我自己在这个世界里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通过不断地观察和讨论，也许能够慢慢地对附近形成比较具体的想象。附近不排除流动和世界的直接联系。比方说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他们在各个海岛上的生活是彻底的附近，因为出海很难。但是在这些人对世界的想象中，他们对地位、对荣誉的追求，都是和他的航行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们会在一起去修木筏，然后带着贝壳项链从一个岛流到另外一个岛，进行交换。 [5] 在另外一些岛上，如果一个人长得肥胖，会被大家讥笑。讥笑的原因，按他们的说法就是如果你长得胖就说明你把自己的东西都给自己吃了，而没有把自己的东西分享给远方其他岛的人。而只有你把自己的东西不断地给来自其他海岛的人分享，你的声望才能够跟海水一样远远地传播到其他的海岛。这个才是值得尊重的人。 [6] 所以他们的附近不是一个死的角落。那我们今天有各种各样的条件，可以去对全世界做很具体的想象。然后注意和周围那些和你不一样的人认真来往，也许就会有一个你自己的附近出来。
在构造附近的过程中，对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各种不平等的关系、权力关系，一定要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不能做过于浪漫的想象。同时，一定要有比较具体的行动指向。我们知道在诗意的想象当中，附近也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很多人都会熟悉海子的诗歌《从明天起》：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
海子这里的意象，那些动人的说法，都是非常附近的。比方说关心粮食和蔬菜。但是他这些意象没有跟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联系起来。这些具体的意象反而变成一种缥缈和烂漫的想象。而特别是他说“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为什么不是从现在开始？这里的行动指向也是不明确的。大家知道，在写完这首诗的几个月之后，海子就自杀了。所以，建设附近一定要是一个对周边事实有非常清晰认识的、又有具体行动指向的一个做法，而不能停留在烂漫、诗意的想象上。
[5] Bronisław Malinowski, 1922,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An Account of Native Enterprise and Adventure in the Archipelagoes of Melanesian New Guinea.
[6] Nancy Munn. 1986. The Fame of Gawa: A Symbolic Study of Value Transformation in Massim (Papua New Guinea) 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瓶颈期是很多人都有的生活经历。一方面我们觉得要去有一个好学位、好工作，一方面晚上回到家我们又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没有意义。然后总是在想，当我做完这一遭以后，我要好好干有兴趣的事情。但是要知道，人的生命很短，眨眼你就变老了。如果希望过了这个瓶颈期之后会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很可能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到来。
可能我们要根据自己的性格做一个选择。如果你是一个比较理想主义、比较勇敢的人，那就为什么不直接跑到一个新的世界里面去，而不用去一定要把自己挤过这个瓶颈期。但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温和、比较注重安全、比较注重跟身边的家人关系的人，特别是考虑父母往往会预期你有个好工作好学位等等，那么在瓶颈期里过一辈子、同时想象另外一个世界，也不是不可以的生活。其实很多人就是这么过来。瓶颈里生活和瓶子外面的世界的一种张力也可以是生命意义的一个来源。瓶颈里面也有自己的天地。
在面对这样的纠结当中，对世界的信任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信任比信心其实更重要。信心认为是自己可以达到自己想要的目标。而信任是意味着你跟周边的关系、跟世界的关系达到一种和谐。不管你是最后选择在瓶颈里面过一个比较稳定的、一步一步、稳打稳扎的生活，还是要过一个有风险的、有刺激的生活，可能都需要对世界有一种信任。瓶颈里面的安全和瓶子外面的精彩都是值得去欣赏和感谢的。同时，要在自己所处的生活当中要看出它内在的道理来。所谓道理并不是意味着好的，是我同意的；这里说的道理是指它的逻辑，指事情的不同侧面怎么整合在一起。而我们又是在这个逻辑里面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如果把自己的瓶颈状态想清楚了，那么在瓶颈里面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附近不一定是共同体。因为共同体往往是有共同的理念、共同的兴趣或者共同的话题来界定的。而附近的重要特征正在于它没有一个事先确定的一个共同的话题。在附近，各种异质性进行亲密的接触，多方位的交叉。可能用社会学中的“初级群体”来描述附近可能也合适。初级群体原来指的是家庭、家族，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孩子们的同班同学、玩伴、我们单位里面的人，这些都可以是考虑为初级群体。我们在一起就是在一起，不是为了特定的目标在一起。一个具体的事情没有搞成，我们还是在一起。
这样的初级群体其实对于我们做事情，特别做一点新奇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想法，往往是想一想我们附近的人，他们是会有什么建议。在牛津大学我们很多老师都说，如果我们没有学院制这个大学可能就不存在了，因为老师的工资也很低，去别的地方待遇会更好。学院的魅力很大，就在于其附近。完全不同学科的人通过一日三餐、通过各种艺术活动、辩论而在一起。而且是终生的关系，跟你发表不发表都没有关系。这个附近让你放松，也不断给你各种兴奋、刺激。你也很愿意把自己突然想到的对历史的一个新解释跟搞经济的人、搞物理的人说，看他们有什么反映。这个造成了一种非常有效的生态。
附近不意味着同理心，附近意味着沟通性。附近给我们的训练其实是怎么样处理多样性。怎么给那个固执的大爷说话？怎么理解那个一天到晚抱怨的大妈？怎么让那个小学生不要在早上上学之前高声叫喊？附近不是说铁板一块的集体，而是一块具有高度弹性的肌肉。然后这块肌肉跟别的肌肉组合在一起，会形成一个更大的灵动的社会。
互联网上的撕裂，不是因为没有同理心、共同体，而是小范围的同理心、共同体不知道怎么跟别的共同体沟通。而这个断裂，又来自于线下附近的缺失、线上表达和线下生活的断裂。和线下具体生活割裂的线上表达，就成了为表达而表达，而不是想互相了解和学习。
城市的拆迁里不断地清理，是城市生活中难以形成稳定的附近的一个重要机制。这些年，拆迁背后的动力有所变化。在 1990 年到 2015 年左右，拆迁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地方政府和房地产要提高地价、地租的动力。2015 年以后，拆迁似乎变成是一种政治美学的要求，拆迁并不是为了直接获取极差地租的利益，而是认为这种犄角旮旯本身就不应该存在，与总体的发展目标不相符。
所以在现代经济究竟是要需要多样性还是摧毁多样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现代经济在鼓励所谓个性消费，也在鼓励多元文化。但是，另外一方面，它要把这种个别的差异、多元的文化一定要组织到一个框架里面去。比较典型的例子，全世界的选美，本来各个地方对美的定义是很不一样的。但是现在这个选美的过程、选美的方式以及选美活动的组织策划流程都变成了高度的一致。也就是一些表面形式上的不同是被组合到一个越来越趋同的实践框架里来。
这种多样性和一致性之间的张力，可能在中国城市又特别明显。我们怎么办？一方面，可能是要持续地抵制，如果能够保留自己的特性，那就尽量地保留。第二，发挥创造力。东柏林的建筑非常单调，住宅都是灰色的火柴盒，没有什么独特性，但是吸引了不少艺术家。为什么？首先是房租便宜，然后是单调的建筑反而激发了更大的创作想象，怎么布置你的阳台，怎么把一个街角变得有生气。艺术反而变得很在地。第三，和各界一起，推进新的住房政策。如果还把房地产当作经济的拉动力，房子买了又卖来赚钱，大家都是那些水泥疙瘩的奴隶，谈什么附近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