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设计者最需要的就是好的品味(Taste)。当我们说一个人品味好的时候，常是指这个人的"审美"好，或者这个人善于发现"美"。但是一个人有好的品味，往往不是因为他善于发现“美”，而是因为他善于识别“丑”。当一个人识别出丑陋的事物，并且对这种丑无法忍受的时候，他自然就会选择那些美的东西。因此，好的品味不仅和"美"有关，更和“丑”有关。这里说的“美”和“丑”，不只是表面上的好看或者不好看，它包括产品的美丑，技术的美丑，制度的美丑，和人性的美丑。对于刚开始从事创作职业的人，尤其是做设计的，品味和能力可能会有一定的距离。在你在职业生涯刚开始的几年里，你的品味会比你的才能超前几步。你的作品可能暂时没有满足你的品味，不要因此放弃，因为能力会慢慢的赶上。而且最终，你的品味会决定你的风格(Style)。

美国最火的广播节目 “This American Life” 的 Ira Glass 通过一个视频告诉我们他的经验，他说，在刚开始几年里，你的作品可能并不如你希望的那么好，你试图做好，但是能力并没有达到。但是记住品味是你的一切，如果你的品味足够好，那你就能意识到你做的东西是很蹩脚的，是不够满意的。很多人没有度过那个阶段就中途退出了，但是我见过的所有优秀的创作者，都曾有过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他们有很好的品味，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并不让自己满意，但最终都度过了这个阶段。因此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阶段，如果你正处在这样的阶段，你需要知道这是正常的。你所唯一能做的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做很多很多的事，每个月每周都做出新的东西，只有通过大量的实际操作，你才能跟上你的品味，才能够弥补品味和能力之间的间隙。你的品味帮你辨别出你想做的和你会做的之间的距离。

一个人的品味由多个因素共同塑造，最直接的是一个人成长环境的文化，中国的文化是什么也许透过 frog Design 的创意总监Jan Chipchase 的这几张图你就能看出一些，财富和贫困的差异，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差异，梦想与现实的差异

在这样差异巨大的多元文化下成长起来的人，对差异化会比较包容，品味自然也就比较宽松，可以说中国人适应能力强，好的坏的都能将就，喝的了毒牛奶，吃的了地沟油。也可以说中国人有中庸的思想，做事情一定跟大部分人一样，不愿意与众不同，抢打出头鸟。还可以说中国人喜欢辩证的看问题，任意拿两样东西去让他做个比较，答案常常是“这个也可以，那个也不错，各有各的好”。中国人差异化的成长环境，决定了中国人必须对丑的事物拥有极大的容忍度，否则就混不下去。在中国表达对丑不满的人常常会被排挤，被攻击，甚至遭受生命危险，因此大部分人都不由自主的接受我们周围的世界，而能够发出批判声音的人为数不多。有意思的是，公众本身不觉得那么有些东西很丑陋，被有的人一提醒，才意识到原来那的确是丑的。从毒牛奶地沟油到现在的毒胶囊，本质上说都是有人对一些丑恶的做法视而不见的结果。中国需要更多这样“对丑无法容忍”的人，需要一个对“丑”重新认识的启蒙，通过揭露丑而发现美。

Hi-iD曾有一片文章讲“美的感知力”，很赞同其中关于 Taste 的看法。Taste 翻译过来是“品味”，可品味通常是围绕着格调上的词语，比如我们会说某某人着装很有品味，某某人对美食很有品位，如果我们只是把品味当做类似着装或美食概念上的品味的话，未免有点将其概念狭隘化了。Steve Jobs 的衣服千古不变，如果按照大众对品位的理解，Steve Jobs 的品味就差到了极点。因此Taste是一种能力，而不是格调。我们不去纠结于词语上的不同，就其概念来说，绝对不仅仅是穿着时尚，或者紧跟潮流那么简单。Taste是一种“美的感知力”，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一定是每个人都有，否则就不会有大众都欣赏的美。既然每个人都有这种美的感知力，那么是什么让 Steve Jobs 的 Taste 与公众的 Taste 不同呢？仅仅是因为每个人的对美的感知力大小不同决定的吗？个人认为正好相反，Steve Jobs 的品味于众人不同的原因在于他对丑的容忍度极底。几乎是“对丑陋的零容忍”。这种近乎严苛的要求一直影响着他的一生

Steve Jobs 刚刚搬新家的时候，家里没有家具，因为他始终找不到自己满意的家具。他就是这种宁缺毋滥的人。有一张照片，他在家里盘腿坐在地板上，家里只有一盏 Tiffany 的大落地灯。这张照片后来成为了经典。

因此“对丑的不容忍”是解释一些人 Taste 的不同于其他人的最好的方法，也是解释了中国为什么一直出不了像 Steve Jobs 这样的人，因为中国每个人从小到大见过太多丑的东西，对丑的容忍度很高。不信？欣赏一下这些优秀建筑吧

我们从小到达都会认为，“美”的概念是主观的，一个东西美不美，常常由个人喜好决定。某个人喜欢一件东西，会有很多原因，有可能是他的母亲也拥有同样的东西，或者某个明星也在用它，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记忆在里面。

人的思想就是没有经过整理的碎片的混合物，所有小孩子从被无数遍的教导，“美"是一种偏好，是每个人自己的事。这样的说法可以有效的解释不同人有不同的观点并且杜绝无谓的争辩。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只要你设计过东西，你就会明白。

如果你是一个设计者，如果你承认美是主观的，那你没法做设计了，如果美只是个人偏好，那为什么还有设计呢，每个人喜欢自己偏好的东西就好了。

有经验的设计者会发现随着经验的积累自己对“美”的认知是在变化的，他会发现有些美是被人们共同认可的美，找出这些被公认的美之间的共性，就成为他的主要工作方法。中学的课堂里马克思教我们辩证的看问题，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包括真理。即使我们已经长大了，这种观念仍然会留在我们的潜意识里。但是只要你开始思考，你就会发现，众多领域对“美”的认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Dieter Rams 所说的设计是工业设计的范畴，工业设计是塑造可操控产品的艺术。设计对象包括人们要的用各种实体，从餐具到椅子，从电话到汽车。在这里不讨论工业设计和其他领域的区别，也不去逐一探讨 Dieter Rams 的设计原则，仅仅挑出几个有意思的分享。

这句话换个说法就是“好的设计是简洁的”，这个观点听过无数遍，不论从数学领域，建筑领域，绘画领域，你都会听到这种说法。在数学里，越简短的证明公式就越好。对于建筑师来说它意味着精心打造的结构，而不是表面的装饰。同样，在写作中，这种观点意味着只说必要的话，并且尽量简短。

建筑领域中密斯·凡德罗采纳了包豪斯建筑学派的风格，继承了包豪斯的创始人格罗皮乌斯的现代主义建筑的观念，并且将种观念带入美国，提出“少即是多(Less is more)”的建筑哲学，开创了现代主义建筑的时代。当现代建筑想要抛弃建筑中的装饰的时，他们不自觉的的还是会设计带有装饰性的建筑，只有“空间(space)”和“关连(Ariticulation)”的概念代替了“象征主义(symbolism)”和“修饰(ornament)”成为建筑的关键词时，好的建筑才出现，John Ruskin 曾说过“建筑是结构的装饰”，但现在可以说，装饰建造可以，但是不要建造装饰

The Farnsworth House by Mies Van der Rohe

其实简单就是事物本来的样子。不断强调简单，是因为当人从事设计工作的时候，常会忘掉这个原则。比如网页设计里，一些人总是想要把空白的地方填满，生怕页面空空淡淡，那样是极傻的。设计中的装饰只是一些花样而已，只是些小把戏(Trick)，表面的装饰背后隐含着的其实是内容的空虚。当你强迫自己把东西做的很简单的时候，你就被迫直面真正的问题。当你不能用一些花样和装饰掩盖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做好那些真正本质部分

从数学角度思考，只要没有错误，每一个数学证明都是永恒的。所以数学家哈代会说：“丑陋的数学是在这个世界上是无法存在的”。以永不过时作为目标是帮助自己找到最佳答案的最好方法，如果你不想让你的产品被别人所取代，那你就只好做出那个最佳的产品。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大师的作品在任何时代都很有吸引力的原因了。

同样，把永恒作为目标也是一个避开流行趋势影响的方法。“流行(Trend)”会随着时间改变，它和“潮流”，“时尚”一样，每年，每个季度，甚至每天都不一样。但是如果你要设计出杰出的产品，你应该避开流行的掌控。拿三星和苹果做比较，三星的是典型的追求流行的公司，它的文化是紧跟用户的需求，用户要什么他们就做什么。而苹果的文化是要做出杰出产品，他们不是那种对用户言听计从的人，他们不关心当下流行什么，只关心如何找到那正确的答案。同样，如果看国内的创业热潮，很多idea是追求当下流行，常常照搬美国的最流行的东西或者概念，互联网概念一出一大堆，一会儿 LBS, 一会儿 SOLOMO，一会儿 Cloud Computing，一会儿 Pinterest 等等，媒体把概念炒的风风火火，不但没有帮到创业者什么忙，反而误导了很多人，以为找一个很火的概念就一定能做好，就一定能有人用。结果并不是这样，不论之前团购的火热，或者社交游戏“Draw Something”的火热，它们都是一个流行的产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慢慢淡入我们的视线。反之如果一个东西能够长盛不衰，那说明它的吸引力一定来自于本身的魅力，而不是流行因素的影响

既然好的设计是不受时间影响的，那么如何判断你的做的东西是否受时间影响呢？方法之一就是让你的作品对上几代人有吸引力。因为我们很难猜测未来是什么样子，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人不会关心当今的流行趋势，这一点和上几代人相同，上几代人也不会关心当下的流行趋势。所以，如果你的作品对今天的人们以及200年前的人都有吸引力的话，那么它很有可能对未来200年后的人还有吸引力

好的设计可以让产品更容易被理解，许多设计者设计了半天，做的很辛苦，但是如果他解决的是错的问题，一切都白费。举个例子，20世纪中期伴随着包豪斯的影响，现代主义诞生后，出现了一股无衬线（San-Serif)字体的热潮，浪潮发展到最后，甚至现在所有的设计师在任何地方都在用 Helvetica 了，因为都知道这个字体是简洁的。的确这类字体是更加的纯粹化的字体，看起来的确很简洁，但是在字体中它并不是是你要解决主要问题，字体设计最为重要的目的是易于辨认，也就是让内容变的易读(readable)。传统的 Times New Roman 字体是一种有衬线(serif)字体，他很容易分辨。还有很多很好的serif字体，例如 Garamond，Baskerville，Carlson，Egyptienne 等等。优秀的产品需要贯穿到每一个细节，就连小小的字体的选择都要做大量的研究和对比。阅读工具prismatic的设计者为了选择一款合适的字体，对其各个字体的历史，发展和优缺点做了极其精致的分析：

Garamond是法国传统风格，始于1530年，它对比划的几何比例和平衡有着超前思考，其中的字体粗细交错带来了动态的平衡和易辩性。

Egyptienne 是基于 Carendon 模式的一种变形，它和现代的sans-serifs字体搭配起来非常合适。

serif字体本身的线条的粗细变化和平衡就跟中国书法一样，好的书法作品是不可能每条线都一样粗细，一定是交织的平衡。人类的视觉本身对不同线宽的交错就有着美的感觉。比如下图最左边是蒙德里安在“新造形主义”﹝Neo-Plasticism﹞里的作品，其中每个交叉的线条都有着不同的粗细。如果将同样这幅画的线条变成同等粗细，那这件作品的性格就淡了。同样根据人自然的审美观，细线条比粗线条要美，比较第二和第三张就能看出来

San-Serif字体并不是完全坏的，它可以作为很好的文章标题，但是让人伤心的是大多数设计师也许只知道 Helvetica，好的 san-serif字体有很多，比如 Akzidenz-Grotesk，Univers

Akzidenz-Grotesk 起于1896年，受到很多字体的影响，从 Baskerville, Garamond 和 Carlson 中继承了几何比例的影响，将其发展到了新的一级。当代的Akzidenz-Grotesk 字体遗传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它已经是被扩大后的字体族，这些风格到后来启发了更加现代的 Helvetica,和 Univers。

字体的设计最初是由印刷术带动的，欧洲人当时声称印刷术是德国人在1450年首次发明的，但是他们当时不知道，中国早在1040年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虽然现在中国先进存留的印刷物最早的已经是13世纪的，但是关于毕升的发明活字印刷的事迹是早已记载在11世纪北宋时期沈括的“梦溪笔谈”中了。中国的字体一直是一门书法艺术了，其影响扩展到整个东亚，但是如今写的简体字的我们，几乎连欣赏书法的能力都快没有了，前人在字体发展上的积累并没有很好继承下去，直到现在，中文在电脑上的字体只有那么几个，相对其他语言，差的太多。这样宝贵的传统文化的丢失，让人十分感叹。

一个诚实的设计产品绝不能声称它并没有的功能，绝不能吹嘘。对于很多人来说，“设计”和“诚实”是两个很难放在一起的词，但是诚实对于设计来说太重要了，拿我们都相信的数据图表来说，如果你觉得，一个数据或者一个图表是最力的证据，是无可争辩的，那你就错了，图表也可以撒谎。信息设计和数据可视化之父 Edward Tufte 在他的书 "The Visual Display of Quantitative Information" 中说，当电视里的产品或者图表说谎的时候，这个谎言就会被扩大千万倍。如果纽约时报的报道插入了说谎的图表，那么这个谎言就被扩大了几百万倍。书中有这么一个图,图中表示施行限速前后交通死亡数量的变化。

下面这个图几乎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加上几个数据点，这个图表达的就有了不同的解释

我们可以试想第一幅图的其他可能解释。

如果再加上其他地区的数据，那表现的又多了一层意义。

因此，同样的图表，可以表达很多意思，如何找到最好的表达方式是设计者需要认真思考的。

文学作品可以被分为描述性和启发性，绘画作品也是，启发性的作品往往比描述性的更打动人心，正如每个人看到《蒙娜丽莎》都会有自己的理解一样。在建筑和设计领域，这个原则意味着一个建筑或者产品，应该允许你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比如一幢好的建筑物应该充当一个平台，人们在这个平台上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而不是让人按照建筑师的意思去安排你的生活

对软件行业来说，这条原则意味着应该为用户提供基础的元素，并且使得他们能够随心所欲的组合，就像乐高玩具。在数学领域，有启发性意味着一个好的研究应该可以为许多新工作提供基础。在学术界里，大体上可以把被引用的次数当做启发性的衡量标准

做出伟大作品的人，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共同点都一样，他们工作的非常辛苦。解决越困难的问题越需要努力付出，登山的时候，必须扔掉一切不必要的装备。有一个关于王石的故事印象很深刻，冯仑在谈王石时说：“王石登珠峰的时候，每登到一个阶段， 回到大本营时，就一头扑进帐篷，躺下，一动不动，一句话也不多说，队友以为没气了，但王石说，到那个时候自己只想多蓄积精神，以便能登上珠峰，其他什么都不想。”

然后冯仑又说另外一个登山者，每到一个阶段就跟媒体通气儿，很兴奋地谈自己看到的感受，结果到8000米的时候再没有力气登上去了，只好遗憾地下山。所以，当人有了一个目标的时候，就应该不遗余力，耐得住寂寞，才能登到高处。

在设计中，当困难太大的时候，就逼得设计师不得不选择最简单的设计，当解决难题成为设计师的主要任务时，那些花样，流行，装饰全都不存在了。

并非所有的痛苦是有益的，有好的痛苦，也有坏的痛苦，你需要的痛苦是让你向前冲的痛苦，而不是无作为的痛苦。设计工作中，解决问题的痛苦是好的，但是挑剔的客户和低劣的材料带来的痛苦是坏的痛苦

德国包豪斯(Bauhaus)学派的设计师采取美国建筑师路易斯 沙利文(Louis Sullivan)的“形式追随功能(form follows functions”的观点。因为当功能本身就很困难的时候，形式必须追随功能，因为没有别的精力再开发多余的“形式”了。同样，人们觉得自然界里野生动物是很美也是因为他们富有挑战的生活让他们的每一个特征都有其作用。没有丝毫装饰和浪费。

当我们看到优秀的设计师做出的作品时，常常会想他们这不就是个这嘛，这也太容易了吧。但是这其实是一种错觉，一个好的产品很好用的很简单，可能是经过了不断的改善。比如好的文章读起来很轻松，但是背后可能经过反复修改。科学和技术上的重大发现，在形式上往往很简单，看过之后你会觉得这办法我也可以想出来。Adam Savage 在TED上做了一个演讲，“简单的想法是如何引导科学发现(How simple ideas lead to scientific discoveries)”他通过两个生动的故事告诉我们重大的科学发现是来自于简单的，有创意的方法的，这个方法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但是实际上却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出伟大科学发现的。达芬奇的绘画有些只有寥寥几笔，但他却画出了最重要的东西，单独看这些线，你会觉得没什么困难，但是你开始画的时候就会发现那是很困难的。

用线作画实际上是最难的，因为他要求对对象的准确把握和高度的概括。许多小孩子放弃画画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开始学习成年人的绘画技法，用线条勾勒。因为用线条作画是最为困难的，而中国的传统水墨画都是用深浅的线条画出来的，所以，可以说中国传统画家对事物的概括能力是世界上最好的。而我们在新的时代却把这些能力忘记了，或者不再谈论了。

某些最杰出的设计常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这里说的奇特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风格。每个设计师都想有发展出自己的风格。但是如果你为了开发风格而做的产品，往往不是最好的，相反如果你只想着做出最好的作品，你就不可避免的采用一些特殊的方法。密斯凡德罗并没有想过要树立现代极简主义风格，蒙德里安也无意构造新造型主义，他们只是想做出好的作品

每个人的风格都是自然形成的，在通向正确的道路上必然会产生风格。16世纪的风格主义，19世界的浪漫主义都是追求做出完美作品的结果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规律，杰出的设计作品永远都是成批出现的，比如15世纪的佛罗伦萨有伟大的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画家马萨乔，飞利浦里皮，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当时在意大利的米兰也是同大的城市，可是15世纪的米兰却没有什么伟大的艺术家。15世纪弗洛伦萨有一些特殊的条件，这些条件早就了这些伟大的艺术家。它们是不可延续的，因为今天的佛罗伦萨已经不是这样了。今天中国的人口那么多，按比例推算，拥有达芬奇天赋的人有很多，为什么没有出一个达芬奇。原因是达芬奇和任何伟大艺术家的出现除了他本身的天赋以外，还依赖于当时的地理位置和环境。今天的人流动性很高，但是伟大的项目依然集中在少数几个热点上：比如德国的包豪斯学校，曼哈顿计划，洛克希德公司，以及硅谷产生的创业传奇。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有一些热点领域，而且也有一团体在这些领域里做出伟大的成绩。如果你远离这些中心，那几乎不可能靠自己就取得伟大的成果。你可以拉动这个浪潮，但是不可能跳出这个浪潮

在历史的任何一段中，人们都会相信一些很荒谬的东西，并且那么的深信以至于你出言质疑就会被恶意伤害。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在当时都被认为是极其大逆不道。哥白尼对地心说感到无法解释，而他的同代人都可以忍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触犯了经典物理学家，许多年一直不被接受。奥威尔在他的著作《一九八四》中按时政府会通过赤裸的压制来控制信息的流动，特别是通过禁书的方式。听起来很熟悉吧，中国早在秦始皇时期就已经下令过销毁孔子的《论语》，以及后来的焚书坑儒。奥维德被奥古斯都驱逐出罗马，其中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写了《爱的艺术》，即使在崇尚优秀的文化的雅典，人们在阅读某些书籍的时候也难免胆战心惊。大卫里斯曼说过，在印刷术的世界里，信息是思想的火药，所以审查者们才需要穿着肃穆的长袍来熄灭点燃的火药。因此伟大的思想往往是大胆的跟统治者对立的。这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诺贝尔奖得住们，要么是在国外得到的，要么就是在监狱得到的。

上面一部分说的事件的错误现在看来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当时的人们并不觉得有那么的糟糕。上海美国学校的师生看了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姜文跟这帮洋师生做了映后交流。临走前一穿着校服的女生问姜文“为什么电影里那些孩子都经历了文革，却感觉那么快乐呢？”。 姜文愣了一下，但反应够快，说：“我看你现在也很快乐， 等你长大了， 你才知道自己处在一个多么糟糕的年代。”同理，生活在现在的我们似乎觉得周围的一切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当过了几十年之后，就会发现原来之前的时代是那么的糟。

我们当下需要警惕的不是奥威尔笔中的“老大哥”，而是我们自己心中的对丑陋的无视。如果你想要做出伟大的成果，就不能对现实和丑陋视而不见，反而应该特别注意。

发现丑的东西比想象美的东西要容易。大多做出杰出成绩的人似乎都是为了修正他们眼中的丑陋的东西。意大利画家乔托看到拜占庭帝国的《圣母像》，深感不满，于是动手改进，他因此成了文艺复兴的先行者。哥白尼对地心说的解释感到困惑，所以去找到真正的答案。乔布斯觉得所有的智能手机都很丑陋，因此决定去设计他想要的手机。中国诺贝尔奖得主看到中国的丑陋，于是去为之斗争。所有优秀作品的秘诀就是：非常苛刻的品味，加上实现这种品味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