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fonter

Christopher Alexander 于2022-03-17 过世，享年 85 岁，被广泛地描述为过去半个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专家。本周推荐这篇文章来讲述为什么 Christopher Alexander 是如此重要的一个人。本文作者 Michael Mehaffy 是 Alexander 的前学生和长期同事，Sustasis Foundation 基金会的执行董事，该基金会最近完成了一部关于Alexander的纪录片。

普利策奖获得者、建筑评论家Robert Campbell 说，Alexander

“对我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了巨大而关键的影响，我认为整整一代人都受到了这种影响。”

这话可能代表了很多人。

他1965年标志性论文。

他1965年标志性论文《一座城市不是一棵树》描述了许多城市规划中过于整洁的树状关系，导致了贫瘠、死气沉沉。真实的城市有“重叠”，或者说是一个关系网络，就像在伯克利的一个街灯的简单例子中看到的那样。

他发现，“自然”城市有一个特征性的重叠网络结构，这是作为他们的生活过程自发的几何结果出现的。他在文章中举了一个简单的人行道、人行横道灯和报纸架的例子，但这些看似简单的元素构成了一个复杂的交互式网络系统ーー有点像“石头、剪刀、布”游戏。相比之下，规划者一直在理性地将城市分类为整洁的、树状的几何形状，这对城市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

他在论文中写道:

对于人类大脑来说，树是最容易表达复杂思想的工具。

但是城市不是，不能也不应该是一棵树。

城市是生活的容器。如果容器切断了其中的生命线的重叠，

因为它是一棵树，它将像一个边缘上装满刀片的碗，随时准备切断交托给它的任何东西。

在这样一个容器里，生命将被切成碎片。

如果我们把城市变成树，他们就会把我们的生命砍成碎片。

他的结论是，城市的生命ー以及任何形式的生命ー基本上依赖于空间中的几何结构，这些结构是通过这些生命过程产生的，包括人类的生命过程。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一点，如果我们的计划使这一代的生命结构变得不可能，那么我们很可能会创造出死亡或濒临死亡的地方。于是我们就这样做了。

他的最后一部主要作品。

我们周围正在进行的自然过程往往会产生某些几何特性ー中心、边界、尺度层次、交替重复和其他特征模式。

最美丽的人类建筑也包含这些相同的几何特性，

这并非偶然，因为它们也是由人类的工艺和适应过程产生的一种“永恒的建筑方式”，

产生了一种可识别的、珍贵的“没有名字的品质”。

将生命中重复出现的几何形状归类为15种“属性”。

他发现，“15种属性”在人类历史上非常丰富。

了解 Alexander 作品的大多数人最熟悉他1977年的著作(与六位学生合著) ，《建築模式語言》。

对于许多人来说，这种“模式语言”方法学提供了一种非常有用和吸引人的工具，可以帮助组织设计过程，并且在设计元素之间创建一种网络般的相互关系。但这种方法背后还有一套更深层次的理念ー许多人发现这套理念具有革命性和启发性。

对于 Alexander 来说，我们一直在犯一些非常错误的错误ー主要是在处理科技与生活之间关系的方法上。事实上，我们已经接受了一种致命的技术，这种技术正在毁灭地球，当然也在毁灭人类的栖息地。(除了其他类型的技术，金融技术、规划和设计技术也是如此。)核心问题是我们没有理解我们周围正在进行的生命过程，我们更加机械化的技术不仅没有支持它们，反而正在摧毁它们。然而，如果我们了解我们今天所犯的错误，就不必如此。

Alexander 与过去社会的结构非常健全和美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管他们有什么缺点，我们可以看到，在创造这些文化的丰富性和美丽性的过程中，存在着某种“不自觉的过程”，我们可以从这个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事实上，我们现在重新夺回这个维持生命的过程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现在的目标必须是夺回一种“永恒的建筑方式”ーー以及一种更能支持生命的永恒技术。

Alexander 认为，“永恒的建筑方式”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主题，而是一个完全合乎逻辑、易于理解的目标。这种信念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在哈佛大学学习建筑之前，在剑桥大学接受的严格的数学、物理学和其他科学教育。在他身上，科学家看到了一种客观的结构关系ー这种关系我们一直在犯错，而且我们可以开始更好地理解。这就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基本关系——哲学家称之为“人文学”的古老主题

Alexander 观察到，我们所热爱的地方，那些最成功、最富有生机的地方，具有一种完整性，而这种完整性在太多的当代环境中是缺乏的。他认为，这个问题源于对设计的真正含义和规划的深刻误解。它不是“无中生有”——也不是来自我们自己的心理抽象——而是将现有的整体转化为新的整体，并用我们的心理过程和抽象来指导这个自然的维持生命的过程。

哲学家 Alfred North Whitehead 的著作《Modes of Thought》总结了这些论点

“是对抽象过程进行正确调整的重要性... ... 高等动物区别于单纯的生命，是因为它们的抽象性和对它们的使用。人类与动物生命的区别在于它强调抽象。人类的堕落不同于人类的兴起，而是以冷漠抽象为主，与审美内容脱节或者，我们可以说，审美内容现在主要是由那些“冷抽象”本身提供的。我们迷失在我们自己的抽象概念及其构造的“镜厅”中，与生活脱节ーー与整体性、健康，以及最终与可持续性脱节。这不需要，但是为了纠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抽象过程进行正确的调整”

Alexander 指出，我们认为部分是分离的东西，放在一起成为我们自己的组成部分，以“构成”一个整体。

但 Alexander 说，这不是大自然的运作方式，也不是人性最佳状态的运作方式。

在自然界中，树叶并不能“造”出一棵树。事实上，树造就了树叶！

有一个不断的适应性分化过程，这个过程产生新的形态，通过一个过程的形态发生。

在健康的结构和健康的环境中，这种情况一直在发生。

作为规划者和建筑师，我们要么学会支持这样的过程，支持生命，要么阻止它，创造死亡之地。

我们对后者做得太多了。

Alexander 是一个聪明的乐观主义者。

他能够看到一条前进的道路，进入一个更加充满希望的未来。

从已经做出的卓越贡献和许多切实的衍生利益来看，我们可以合理地预期，更多充满希望的结果即将到来，

因为亚历山大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并继续他许多富有成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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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范凌@特赞

Christopher Alexander 去世了，享年85岁。

这位建筑和计算机领域都很有建树的先驱者是值得被记住的，没有他就没有基于对象的编程，可能也没有wiki、simcity。

这是之前写的一篇学术文章，以此纪念。

本文希望重新激活一个被遗忘的建筑学线索，并试图通过这条线索让建筑学和当代对于科技、设计、创业相结合的社会氛围之间建立关联。这条线索在20世纪50-60年代异常活跃，随后在被欧洲大陆以符号学为代表的哲学人文思维和认知论（或者可以简化的称为“抵抗的建筑学”）的发展中偃旗息鼓。但这条建筑学线索在控制论、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和随后在互联网上仍然被延续。与批判建筑学追问、抵抗的态度不同，这是一条系统性解决问题为目的的建筑学探索，以系统（system）、方法（method）、模式（pattern）、交互（interaction）、行为（behavior）、对象（object）作为语言，并以可持续的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作为动力。

20世纪50-60年代，有一批建筑师们发现自己所遭遇的设计问题越来越复杂 。现代科学的发展以及信息时代的到来，让建筑学可以通过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的工具和观念来解决问题，并建构一个设计的“方法论”。他们希望可以通过被美国建筑师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称为“设计科学”的角度来推动建筑学的发展：一方面他们转向环境学、控制论和人工智能等新兴的人机协同理论；另一方面，他们转向从认知科学、格式塔心理学、语言学等系统性和结构性的知识中抽取的概念模型。这些转向都强调“过程”而不是形式结果，并把“人——建筑师”本身抽离出设计过程的核心角色，从而试图让最终产生的设计结果可以超过人或者机器单独工作所产生的结果。我将讲述这条线索中的三个重要的建筑师：巴克敏斯特·富勒（1895-1983）、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1936-）和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1943-）。三人都激烈的挑战了建筑师的传统角色，富勒是“设计科学”的先行者，并称自己是“设计科学家”，亚历山大是建筑学的反叛者并对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产生的重要的影响，两人都是基础思想的先行者，尼葛洛庞帝在实践中走的更远，他明确的指出自己是一个“反建筑师（anti-architect）”。

富勒的建筑学立场不在于一个单体的建筑物，而在于环境和全人类。他是联合国人居计划的创始人之一，在一个宇宙的层面思考我们的地球生存环境。他将这种思考解释为“设计科学”，并在《宇宙结构学》（Cosmography）一书中做了如下描述：“我所称之为设计科学的功能是通过给环境引入新的物件来解决问题。新的物件会产生人的使用，因此，‘碰巧’会导致人类自发放弃原来产生问题的行为或者工具。例如，人们要过一条湍急的河流，作为一个设计科学家我会给他们设计一座桥，从而导致他们会自发并永远放弃原来游泳过河这种危险的方式。”[1]富勒的观点非常明确，与许多可以被称为“未来主义”的建筑师、设计师不同，富勒并不认为改变现状的形式可以解决问题，一个看上去未来的“房子”仍然是一个延续了千万年的“房子”历史的延续。解决问题只能通过引入一种新的模式，从而让旧模式被人们放弃。

什么是一个更好的环境？有另一个什么样的“物件”可以被引入到这个环境？在曼哈顿岛上的测地线穹窿（geodetics dome）计划是一个这样的乌托邦。作为一个环境主义者，富勒相信“另一种环境”的需要最小的物质消耗，换言之，通过最少的物质资料消耗覆盖最大的面积。测地线穹窿在结构和空间上都完成了这种需求，有两个特征：一方面结构的最小化做到环境消耗的最小化，另一方面又对现有环境的效果有最大的改变。如果这种新环境物件中每个杆件可以是“非物体”的话，那么这种模式似乎预测了一个和实体环境并存的环境模式——连线和互联网。

亚历山大在建筑学的困惑让他的思考转向了形式的自然（生成）秩序和控制论。他指出：即使许多设计结果看上去本身并不复杂（可以小到一个茶壶，也可以大到一个村落），但是设计问题本身存在相互嵌套，因此充满复杂性。他在1964年出版的《合成形式笔记》（Notes on the Synthesis of Form）一书中指出：“除去表面上的简单，这些问题本身所隐含的需求和行为背景，也会让这个问题过于繁复而无法用本能的方式抓住。”在这本书中亚历山大所描述的设计过程需要一个计算机来分析一系列复杂的数据并界定“不适合”（misfits），这些不适合成为设计的要求，从而让设计师可以通过创造一个形式来进行改良、解决或者避免。

亚历山大认为，20世纪的建筑学的设计方法和实践存在根本的问题。在《合成形式的笔记》中，他认为现行的设计方法未能产生让个体和社会满意的设计结果，没有真正满足真实用户的需求，因此无法满足设计和工程改造人类生存环境这一基本要求。亚历山大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所建立起来的“设计方法”教研组通过用模式语言和空间结构的思想方法，通过将一个复杂的问题细分的方式进行过程简化，并通过几层的简化最终分解为很多小问题，只要将小问题逐个解决，随后聚合起来就可以解决大问题。这种细分的方法产生了所谓的“模式”，通过重建模式的组合，从简单情况的复合形成一个复杂的系统。这个方法是一种从解决问题出发的实证研究，正如在哈佛大学举行的那场著名的对话那样，亚历山大不同意艾森曼把形式看做一个“问题”。亚历山大在这方面的研究中不断的影响着包括格罗皮乌斯和路易康在内的主流建筑学思维发展。如果我们看看这两位在晚期所做的工作即可窥见一些端倪：格氏致力于建构一种协同的设计方式（格氏将其公司命名为“建筑师协作 Architect’s Collaborative”），而康则希望通过基本几何的排列、组合、累积而解决复杂的城市功能和建筑功能（如未建成的费城规划和孟加拉国的建筑群）。

60年代建筑和计算机的影响是相互的，正如控制论创始人之一的帕斯克（Gordon Pask）所撰写的文章的题目那样《控制论的建筑学关联》（Architectural Relevance of Cybernetics），两者之间在思考和行动上都相互促进（而并不是一个行业用另一个行业所创造的工具），亚氏的几本大部头专著直到90年代末还是计算机科学基础研究的必读书目，在计算机的理论体系尚未完全发达的时候，计算机专业通过模式语言来寻找自己的方法。其中设计方法和模式语言对于计算机语言设计的影响直接导致了现在被广泛使用的“基于对象的程序语言”的诞生。而建筑学知识在这方面的影响和作用尚没有被深入研究。

帕斯卡1969年在英国《建筑设计》杂志上发表了《控制论的建筑学关联》一文中发问：让我们把设计范式指向设计师自身——不是针对被设计的系统和使用者之间的互动，而是被设计的系统和设计这个系统的人（设计师）之间的交互关系。[2]这个问题深深的吸引了尼葛洛庞帝。

我们已经很少将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作为建筑学院的一部分，但是直到现在也依然如此。其创始人尼葛洛庞帝是一位建筑师。媒体实验室的前身是尼翁与1968年创立“建筑机器组（Architecture Machine Group）”。在《建筑机器》（1970）和《柔性建筑机器》（1975）两本书中，尼氏将设计过程界定为一种对话，这一观点改变了传统的人和机器的动态。他写道“这些对话如此紧密甚至独有，因此只有通过相互之间的互相说服和妥协方能获得观念，这种观念并不能通过任何一方独立的努力而实现。毫无疑问，这种合成共生（symbiosis）关系决定了机器不是人类设计师单方面决定的工具。”因此为了获得一个不断演进的设计结果，人机之间的亲近关系需要包括人工智能，因为“任何设计流程、规则或者真实性都是可以在不同情况下被颠覆的。”[3]人工智能的介入是积极的，通过行为进行表达，并且和人和机器一起随着时间进行发展。建构这个机器并不容易，但是建构一个体制，让人和机器之间交互的探索可以不断发展共生却成为了现实，媒体实验室便在这种大背景下成立。

尼葛洛庞帝在媒体实验室以后的下一个项目是“每个孩子一台电脑”计划。设计开发一种尽量便宜的笔记本电脑，通过让孩子——天生的黑客——拥有一台机器，从而获得知识、联系、快乐，每个孩子都成为激活周围相对落后环境的因子。尼氏说本来他觉得这个计划应该是一个教育项目，但是在很多他所帮助的国际却成为一个国防和国家安全项目（TED Talk），也可被称为“维稳” 项目。

富勒希望处理“人和环境”的问题：通过建立一种设计科学来解决复杂的宏观问题，通过一种新的模式、制度、物件来取代（而不是改变）产生问题的旧模式，新的人和环境取代旧的环境——这个“新整体”的物质性最小，但系统联系性最大。亚历山大则建立“人和模式”的问题：通过将宏观问题分解成模式，并从自然、社会的系统中发现对象和行为，并通过重新设定模式中对象的行为，建构一个系统性的新整体。但是，富勒的“新整体”具有浓重的乌托邦色彩，亚历山大的“新整体”是概念性的。似乎只有尼葛洛庞帝更接近真实。人机的共生关系创造出人和机器都无法单独完成的结果。这种方式既可以被称为“人机交互”或者“众包（crowdsourcing）”。 之所以“每个孩子一台笔记本”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具有“维稳“效果的项目，正是因为原本随机的这些因子通过机器成为一个又一个“人机共生体” 都在进行“随机的，大众的，无意识的，善意的行为”，影响自己的父母、家族、村落。通过互联网带来一种集群效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效果有多大，到何时才能够从量变转为质变。但是如果我们看看其他人机共生、人机互动、人机共同进化、众包的例子……我们似乎并不难相信一个巨大 的系统性问题——富勒称为“宇宙的问题”——也许是可以被一种可以被辨识的“模式”解决的。

宇宙、永恒、模式、人机、进化……这一系列“大”词，听上去有些上个世纪中叶的科幻味道，那一代的科幻却孕育了现在……艺术史学家库布勒（George Kubler）在《时间的形状》(1962)一书中说：“现在产生的所有东西要么是不久前的一个复制品，要么是变种，可以连续无间断的追溯到人类时代的第一个早晨。”[4]我们有必要追溯过去的未来，因为未来在过去中。

相关资料：

[1] 这段概念引用自：www.bfi.org .

[2] Gordon Pask, “The Architectural Relevance of Cybernetics,” Architectural Design 7, no. 6 (1969): 496.

[3] Nicholas Negroponte, The Architecture Machin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0), 11-12.

[4]George Kubler, The Shape of Time: Remarks on the History of Thing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p.2.

范凌的小报童专栏：https://xiaobot.net/p/fanling

by shaonan

fonter 和我都很喜欢 Christopher Alexander ，他在 Vol.20220403 介绍过 「为什么 Christopher Alexander 仍然是重要的？」 ：

而我在 2014 年的时候读到其 1979 年的著作《建筑的永恒之道》，被隽永的语言所打动，但由于个人能力原因，无法消化其背后的思想，只断断续续记录了一些碎片。时隔多年再次阅读，希望能从中找到建筑设计与产品设计的交叉点。

本文也受到 Basecamp 产品管理专家 Ryan Singer 的演讲《Designing with Forces： How to Applied Christopher Alexander in Everyday Work》的启发：

每个设计问题都始于努力实现两个实体之间的适应性：形式及其上下文。形式是问题的解决方案；上下文定义了问题。第一次通过设计来解决现实问题时，其实是在决定形式上下文边界在哪里，以及可以将其挪动到哪里。

以右图为例，解释下四个步骤。

人们的目的是获得热水，厨房里随处可见的热水壶就是形式，而在厨房中使用明火将水烧开，则是其情境的上下文。在这个环境中，同时还有许多的作用力，比如加热的方式可以是天然气，也可以是电，但在某些地方则是柴火；烧热之后我们要立即使用，所以要求上面有把手和壶嘴，可以方便地让我们提起来等等。

Alexander 在书中指出，任何一个边界内，都由一系列事件，重复组成某种模式。当我们在设计一个形式时，我们应该知道这个世界上实际上有哪些形式和这个相关，以及哪些事件在影响我们要做的事情。比如在厨房中烧开热水，往往有个几个应用：

如果我们希望把模式 2 更好地解决，那么未必是设计一个更好地热水壶，而是来看如何满足下面几个约束条件：快速的把水加热到四十度，和水池更近一些，出水量不需要很大但需要持续。

移动问题的边界，就会得到全新的形式。如这种接驳式水龙头就能让冬天刷碗没有那么痛苦，同时也不破坏现有的结构，成功地把相关力量分解成了新的形式，并且适合当下的环境。

同样，最早和 light 聊过有机会想重新设计一款 RSS 阅读器，用来更好地挖掘优质信息。但仔细思考后发现，现在并不是缺乏信息，而是缺乏优质信息；不是过滤器不够强大，而是缺少优质的内容供给；而没有优质供给的背后，是激励机制的问题 —— 毕竟知识类的内容不适合免费阅读 + 广告这种模式。

所以 RSS 阅读器只是形式，而我们目的是为了获取优质信息，环境因素是优质供给少。所以我们挪动了问题的边界，把信息聚合筛选问题，变成了激励机制模式设计的问题，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答案 —— 即小报童的付费专栏/小册业务。

当你重新定义了边界，要解决的问题就完全不同了。

许多时候我们会把用户需求抽象为一个属性，如学生怎么用，产品经理怎么用，老人怎么用。但这都是把世界简化为了某些属性，而不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如同下面的锤子，你固然可以抽象出来一个叫做「锤子」的概念，但是却不会在贴瓷砖的时候用铁锤，在钉钉子的时候用软木锤。当然你更想不到砸开核桃的话用诺基亚 720 也可以 —— 从这个角度看它也是锤子。

设计产品的时候，最终都是用形式满足真实的情境，而不是符合「概念」。比如最早在设计 flomo 的导出功能时，为何采用的是 HTML 而不是 MD，PDF，WORD 等格式，原因是，今天任何一台电脑上都有浏览器，但未必都有Office/Adobe/MD 等应用。而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多数人导出数据的真正目的保存下数据以求心安，其次才是希望能联动其他工具。所以导出之后如何最方便的查看，这是真实世界的限制。

同样在丁香医生上有个提问成功页面，有一个其他医生推荐列表，方便用户焦虑可以再问一个医生。但这显然并未真正的理解现实世界的样子，后续发现，对于儿科来说，母亲提问完之后，在等待医生回复的过程中依旧是焦虑的，而他们往往第一个会问比较贵（但多数回复会比较慢），这时候再推荐一组响应速度快的医生，就能很好地缓解这种焦虑情绪；而对于皮肤科来说，来问诊的都是年轻人，对价格比较敏感，排序要素就要以价格优先 —— 都是再问一个医生的需求，但是事实并不一样。

但并非是有多少种事实就要设计多少种形式，这会导致产品无比复杂。好的形式不但能解决当前的问题，还能兼容未来的可能性。

比如 Notion 的 Blocks 设计，从一句话到一个网页，再到一个视频，或者各种第三方工具，都可以被抽象为一个 Block，未来对接任何新的具体需求，都可以用这套形式来解决。

而为何 flomo 的回顾不做成艾宾浩斯曲线式那样，可以对每个 MEMO 进行再次提醒设置。是因为这会让每个 MEMO 都多一个额外的要素叫做回顾周期，且这个要素仅能在这一个情境下使用，对未来没有兼容性。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改进产品，用不了多久就会变成复杂的缝合怪。

仅仅有需求清单是不够的，因为往往是模糊和抽象的，需要考虑到底是什么元素在影响我们做决策。

家是模式的集合，比如在我家的厨房中，就有许多模式在其中发生，以洗手池为例。

事件组成事件模式（如刷碗，沥干），摆放组成空间模式（如水池位置），如果模式之间和谐，就会形成一曲交响乐，如果不和谐，就会手忙脚乱。而设计厨房最基础的思路，并不是来安排有多好的燃气灶，有多好的油烟机，也不是去定制一个橱柜就结束了，而是从最小的元素 —— 即发生其中的事件是什么，开始自下而上地设计。整个厨房从搬进来到现在，除了燃气灶和水池的位置，其他已经进行过多轮的迭代和改进。

而我们传统的设计思路是，并不去识别这些模式，而是机械地根据流程来设计：

对于这种自下而上的设计思路，Alexander 有一段诗意的描写：

同样，在这本书之前，我看待产品设计也是有类似的标准流程；而真正读懂他这段话，会把一切产品都看做是「溪流」 —— 即一系列事件的组合，像溪水一样流淌在每个人生活中的环境。

比如想象一下为何 flomo 不支持微信直接转发文章保存。当用户随手转发很方便，就会和自己记录的笔记混合在一起；当收藏的内容变多，就会把这里当仓库而不是笔记本；当收藏的东西更多而不去看，内心会有焦虑或惭愧，试图更少地打开这个工具；而当这里存储的大多数内容都不是他创造的，而是别人的东西，他就会倾向于抛弃这里，因为这里几乎没有他的痕迹。（当然我也承认，在这条原则上，还是有过动摇的）

从单点来看，转发收藏很方便，值得做。但从溪流的角度拉长时间来看，这样做最终会导致 flomo 成为死水潭，所以这未必就是一个好选择了。

溪流的视角还能让我们自下而上地来设计产品。比如我们对 flomo 并没有几年的「战略」规划，而是顺着时间和事件思考：当一个人记录很多的时候，他可能会需要回顾；而所有的回顾又分为主动回顾和被动回顾，所以如何把搜索做好，如何挖掘每日回顾背后的逻辑，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之于这些回顾能给他带来什么价值，就像是下图所示一样，我们在期待和用户的交互过程中识别出来心的可能。

正如一朵花不能制造，却只能从种子中产生一样，你要做的是设计好目的和环境，剩下的交由它自己去发生。

通过在情境中划定范围，来识别其中的上下文；

在范围内识别相关的事件，通过事件识别模式；

将常见的模式组合，生成成新的形式。

这种「模式与情景」匹配的思考方式，对于我们有两种意义：

另，我们自身也是由川流不息的事件所塑造的，行胜于言。